至此，阿史那家与杨家跟李家间的纠葛也愈发的深了。虽然隋文帝对阿史那家有恩、与李家有亲，但作为继任者的隋炀帝杨广因为素来的肆意妄为，与李家跟阿史那家，乃至与杨氏一族的其他人都有仇怨。

    隋朝灭亡、大唐建立后，突厥与大唐之间虽然彼此防备，但因为杨家的存在，却又彼此保持着些许似有似无的亲近。

    并且，因为李家跟杨家世代姻亲，早已经是不分你我的存在了，所以对于杨氏宗亲来说，这天下与其是被其他人家得到，倒不如是被李家打下。

    反正自晋始，就没有长久的王朝，只有永恒的世家。就算不再做皇族，杨家终究也还是北方的世家，无非是舍弃原本就多有不睦的文帝一脉罢了。

    说到这里，为了公平起见，就难免需要讲一讲阿娘告诉我的弘农杨氏与陇西李氏的辉煌过往了。

    其中，弘农杨氏的传承更为久远，到贞观元年为止，已有八百年。

    弘农杨氏的初次崛起，始自西汉。

    汉高帝七年，杨家老祖杨喜，因在楚汉争霸中的亥下之围时分斩项羽有功，被汉高祖刘邦封为赤泉侯，食邑关中一千九百户。后来，其食邑之地在汉武帝时期被设立为弘农郡，杨氏一族因此以弘农杨氏自称。

    杨喜原为骊山的刑徒，与其他的十余万的征夫一道在骊山为始皇帝修建皇陵。秦末天下狼烟四起之后，秦将章邯上奏秦二世以骊山刑徒为军吊伐叛逆，杨喜因自身的勇武之处成为了章邯大军的小小百将。

    章邯兵败身亡后，杨喜转入汉将灌婴的账下，此后屡有建功，因此成为灌婴的亲信。楚汉彭城之战后，灌婴被汉高祖刘邦选为骑兵将领，作为他的属官的杨喜也因此成为了郎中骑将。

    受汉高祖刘邦之封十三年后，汉高后元年杨喜因罪被剥爵位绝封。但念在他往日的功劳，次年，汉高后吕后又再次封他为侯，其后历经汉高后时期七年，又历经汉文帝时期九年，侯爵累计在位三十年。

    杨喜死后，其子杨敷承爵；杨敷亡后，其子杨毋害承爵，但在汉武帝元光二年，杨毋害因罪被武帝降旨除爵。

    毋害之子名为杨敞，妻太史公司马迁之女司马英，因有幸成为昭帝时执政者霍光的幕僚，并且得到后者的赏识，被霍光一路提携到了大司农、御史大夫以及丞相等高位，并获封安平侯。元平元年，杨敞参与霍光组织的政变，废除皇帝刘贺，并于同年七月拥立改名为刘询的汉宣帝即位，宣帝即位一个多月后，杨敞病逝，谥号“敬”。

    杨敞因此成为了杨氏一族的第一位宰相，杨氏一族也正是从杨敞开始才得以真正扬名起来，成为了真正的世家望族，因此杨氏一族也多有将西汉平安侯视为杨氏始祖的。

    但让弘农杨氏第一次名扬天下的，并不是因为杨敞的官运亨通，而是因为其妻司马英与其子杨恽。

    汉武帝征和二年，太史公经受宫刑的第八年，在坚忍与屈辱中太史公司马迁笔耕不辍地撰写着恢弘巨作《史记》，但长安城里突如其来的一场兵乱打断了他的创作。

    汉武帝征和二年的七月初九，饱受巫蛊之罪的污蔑的武帝太子刘据在卫皇后的帮助下，调发中厩马车运载兵士，打开武库武装兵士，带领门下逮捕诛杀了刻意挑拨其父子关系的武帝宠臣江充等人。然后以“陛下因病困居甘泉宫，因此身边有了奸臣作乱”为由，在长安向文武百官发出号令，意图清君侧。

    但仅凭太子与皇后身边的兵马是远远不足以谋事的，因此太子刘据来到驻守在京师未央宫以北的北军军营南门之外。

    他站在车上将掌管北军的护北军使者任安召出，神情郑重而恳切地亲自将能调动北军符节颁与他，命令他发兵前往甘泉宫诛杀奸逆、迎回圣上。

    任安出身寒门，起家时只是右内史武功县掌教化之职的三老，辗转成为大将军卫青的舍人后，在卫青的荐举下，才能正式入朝为官。他先是担任郎中，然后又外放益州刺史，大将军卫青病故后又成为了北军使者护军从而统帅北军。而北军正是西汉王朝的主力部队，主要职责是负责京师长安以及周围三辅地区的防卫工作，只要北军站在太子刘据这边，这场清君侧便也就十拿九稳了。

    但出身卫霍一系的任安拜受符节后，却选择了返回营中闭门不出，并未因卫氏一族多年的提携与赏识而选择站在卫家人的身边。

    刘据在军营外等待许久都没有见到任安率军出营，长叹一声“舅父错付”后，沉默而萧瑟地带人离去。

    而远在甘泉宫的武帝听说刘据起兵后，认为太子一定是受到了江充等人的陷害才这样做，便派遣使者入长安探查。使者却因胆怯未敢入城，对武帝谎称太子造反要杀自己。武帝由是大怒，征发三辅附近郡县之兵，及二千石以下官吏，由左丞相刘屈氂统领攻回长安。

    太子刘据从北军军营回到长安城中后，为了有兵可用，他只得以皇后与太子的名义，将长安四市约数万人的市民强行武装起来。

    这只临时组建起来的大军刚行到长乐宫西门外，就正巧遇到丞相刘屈氂奉武帝命率领的军队。

    双方会战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像水一样流入街边的水沟，整个长安城中充满了利器划破血肉的哀嚎之声与死亡所带来的血腥之气。

    因为民间都说太子刘据是在谋反，所以渐渐地人们都不再依附太子，丞相刘屈氂一边的兵力因此不断加强。刘据见刘屈氂的兵卒越来越多，亦开长安的官狱放囚徒以充军，并派使者如侯持符节去调动长安附近长水和宣曲两地的胡人骑兵，命令他们全副武装之后前来会师。

    然而武帝派遣的使者侍郎马通也赶到了长水，告知长水校尉太子的符节是假的，并斩杀了太子的使者如侯。然后，马通亲自引长水宣曲胡骑攻入长安。

    最终，刘据的举兵以失败告终，卫皇后在汉宫中以死明志，自杀身亡。太子刘据南逃到长安城南出东头的第一门覆盎门，司直田仁正率兵把守城门，因觉得刘据与汉武帝是父子关系，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刘据得以逃出长安城。刘据向东逃到了湖县，隐藏在泉鸠里，后自缢而死。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捕系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

    汉武大帝回宫后，壶关三老令狐茂与守卫汉高祖祭庙的郎官田千秋先后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

    于是，汉武帝又开始后悔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群臣，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

    因汉武帝态度的转变，任安先前不出兵支持太子一脉的行为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容忍的错误。武帝开始责怪起任安不帮助太子自保，实在是坐持两端而看谁胜了就依附谁的油滑老吏，毫无臣子该有的忠节。于是下令将其处以腰斩之刑以解心头之恨，并下令十二月就要行刑。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他写信给经常往来的太史公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心里相当为难。他十分清楚汉武帝的专断，他自己就曾因“李陵之祸”尝过顶逆武帝所带来的灾祸与痛苦，世代史官的司马家虽有清名但无实权，实在无法再承受一次武帝的怒火了。可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任安却是他的老朋友，当年他尚可为李陵求情，如今又怎么能眼看好友身亡呢？

    太史公也非常明白，武帝已经垂迈多疑，相比从前的专断，变得更为的滥杀且反复。如今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罪，不管是谁开口求情都绝无平反的可能。

    他只能沉重而痛苦地把自己苦衷写为书信一封，向老朋友说明，以请求他原谅。

    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时候，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

    汉武帝读罢，因觉信中多由怨愤之词，于是勃然大怒。再加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大牢之中，并且并且叫御史台论罪。

    后元二年的二月，汉武帝病重，有巫师告诉武帝他此次的重病是因为长安监狱之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汉武帝便派遣少府属官内者令郭穰把长安二十六官狱中的犯人抄录清楚，然后不分罪过轻重地一律杀掉。

    在这场屠杀中，唯一活下来的只有尚不满五岁的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即后来西汉第十位皇帝汉宣帝。而作为一代史家的太史公司马迁，就这样死于牢狱，虽然死若鸿毛，但却生如泰山，一如其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那样。

    太史公再度入狱后，其子改姓逃回老家韩城，长子司马临改姓为“冯”，次子司马观改姓为“同”。太史公唯一的女儿司马英因为已经出嫁，因此并未受到牵连，并且自小见识不俗，虽然是女儿身却也有一颗继承司马家传承的远大志向，因此在太史公遇难时挺身而出，将《史记》初稿藏在华山山脚弘农华阴的杨家之中。